1945年12月配资app排行，冀东的八路军在辽南的一次剿匪战斗中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
在这场战斗中，八路军击溃了不肯投降的日军“先遣第15路军”和“铁血兵团”，共消灭了两万多人。其中，俘虏了一万三千多人，包括8名中将、16名少将，以及177名佐官和479名尉官。缴获的武器和装备数量庞大，光是象征军官身份的指挥刀就有三千七百二十七把。
这次轰动一时的胜利，并没有让冀东八路军赢得任何荣誉，反而成了他们被怀疑和边缘化的导火索。
在抗日战争期间，虽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许多抗日根据地中，冀东根据地的知名度不算高，但它坚持抗战的时间很长，发展过程异常艰难，付出的牺牲也极其惨重，放眼全国，很少有地方能与之相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冀东地区就成立了37支抗日义勇军，而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总共也只有22支左右。
东北抗联，名气非常大，但它最鼎盛的时候，总共也就3万多人。
在《八一宣言》中提到的冀东抗日英雄孙永勤，他组建的抗日游击队人数接近一万。
在东北的战斗队伍里，大家常常把冀热辽军区的队伍叫作冀东队伍。
很多人以为冀热辽指的是河北、热河和辽宁。
辽北省，也就是冀热辽中的辽，是指民国时期设立的一个省份，省会是四平市。这个省的面积有13万平方公里，人口有400多万，主要生活在一个叫做松辽平原的地方。
全省大部分区域，特别是西北部，都是广阔的布日敦沙漠。
1946年1月26日，苏联向在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发出警告，要求驻守通辽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撤出该城，把通辽交给国民党军队管理。
然而，黄克诚坚决反对这个命令，并向延安和东北局发送了一封语气强烈的电报：
彰武已经被顽军接手，苏军已经不在那里了。通辽也没有苏军，是我们从土匪手里夺回来的，现在成了西满全区的后方基地。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们决定在通辽坚守到底，不管什么军队来接收，都会坚决抵抗。
西满南部全是沙漠，往西是热、察地带，那里没有村庄，只有广袤的荒漠和四处游牧的蒙古族人。
为了生存，我们在这里拼死一战。即使苏军来了，我们也会坚决抵抗，哪怕战死也在所不惜。
我们决定全力以赴，拼尽全力在通辽！
也正是这封电报，让大家认识到冀东军分区在冀热辽军区里的关键作用。
1938年4月，冀东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抗日起义，参加的人数超过了20万。
六月里，八路军第四纵队五千多名战士，在宋时轮司令员和邓华政委的带领下，从平西根据地出发，一路上攻下了昌平、延庆、兴隆等县城。到了八月中旬，在遵化县的铁厂镇，他们与冀东起义的队伍会合了。
一个多月之后，因为某个不明身份的人做出了一个糟糕的选择，导致八路军第四纵队和六万多起义部队离开了原本发展良好的冀东抗日根据地，前往了平西根据地。
日军集结大量兵力进行围追堵截，起义部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副司令员洪麟阁、陈宇寰英勇牺牲。
起义的另一位领导人李运昌，没有接受继续转移的指示，带着一支不到千人的小队伍回到了冀东地区。
最后，四纵和起义部队一共三千多人到达了平西，但在转移的过程中，超过九成的人牺牲了。
几个月之后，平西军区的司令员萧克误杀了起义部队的总指挥高志远，这件事引起了冀东八路军对他的强烈不满。
在李运昌的持续奋斗下，原本孤立无援的冀东抗日根据地，这几年也逐渐壮大了起来。
1945年8月25日，冀东的八路军分成三支队伍进军东北，为我军在东北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进军东北的冀东部队中，第十六军分区的表现尤为突出。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带领两个团和两个支队，共计4700人，于8月31日成功收复了被日伪军占据的山海关。
在九月四日，我们夺回了锦州，并促使超过七千名的日伪军投降。
9月5日，他们占领了沈阳，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入城仪式。
9月10日，抗联名将周保中听说曾克林的部队已经进入沈阳的消息后，立刻从长春出发，赶往长春去见曾克林。
曾克林从周保中那里了解到，原东北抗日联军残部有400多人，现在已经接管了哈尔滨、长春等57座大中城市，并且新组建的部队规模已经扩大到10万人。
9月14日，曾克林坐飞机去了延安汇报工作。
9月15日，曾经担任过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李运昌来到了沈阳。他在8月30日从冀东启程，带着三个团和一个支队，总共五千多人。此外，还有两千五百名地方干部同行。
因为曾克林的部队行进得太快，所以李运昌不得不负责处理沿途的各种后续事宜。
李运昌心里很笃定，觉得国民党军队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于是，他在葫芦岛安排了一个团的兵力，就是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从那里登陆。
李运昌到了沈阳后，立刻组织人手，从接管的苏家屯武器仓库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往外运武器。
周保中对李运昌的举动感到困惑，觉得这是多余的。
9月16日，延安发布了一份《东北现况通报》，里面提到：
曾克林的队伍现在已经壮大到两万多人，全部装备了现代化武器。从山海关到沈阳的各个城市，都由曾克林的部队负责管理。之前在东北做苦工的近两万名八路军战俘，也被曾克林的部队接收改编了。
在沈阳及各地堆积的各种轻重武器和物资非常多，到处都可以看到。曾克林已经看守了沈阳各重要工厂和仓库。据说有几十万支枪、数千门大炮，还有无数的弹药、布匹和粮食。
民间有不少武器和物资散落。
因为周保中的抗联部队使用的是苏联军队的编号，所以他们扩充的部队也都归到了曾克林的名下。
让人觉得奇怪的是，通报里完全没有提到李运昌。
9月17日，陈云、彭真、伍修权、叶季壮等人乘坐的飞机因为故障在山海关机场迫降，叶季壮等人受了重伤。
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很快组织救援，把飞机上的乘客接到城里休息。第二天他们乘坐火车到达沈阳，两天后成立了东北局，暂时驻扎在三经街的博物馆里。
东北局刚成立时，就喊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口号“独霸东北”。
实现目标时，冀热辽军区的作用就显得非常关键。通往东北的四个主要入口都在这个军区的范围内。只要能守住冀热辽，就能确保东北的安全无忧。
关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一职，中央考虑了三个候选人：101、陈老总和徐总指挥。最终，中央选择了101，因为他正在前往山东军区，准备接任新的司令员职务。
9月20日，101师以及肖劲光、邓华、聂鹤亭、李天佑等军事将领接到命令后，立刻向东北方向前进。
东北局并不赞同李运昌从仓库搬运武器的做法。
直到10月4日，苏军克拉夫琴科大将还在向东北局承诺，他们会提供一个能装备30万部队的武器库。
东北局立刻给正要前往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发了电报，让他们赶紧空着手去东北，接收新的武器。
才过了一周，苏军的态度就完全变了。
原来是蒋公子、熊世辉等国民党官员来到了长春。
这些人到了东北，首先就反对苏联军队把日本留下的武器交给共产党。这明显违反了苏联之前说的只帮助国民政府的承诺。
苏军气得火冒三丈，解释说：东北各处的抗日队伍，都是当地人自己组建的，跟我们苏军完全没有关系。
关于苏军将军火库移交中共的说法，完全是谣言。
另外，凡是苏军占领区内的日军物品，都是苏军的战利品，国军不能接收。
10月13日，苏军告知周保中，他们要收回所有仓库。不仅把里面的武器装备装上了火车，连工厂里的机器和铁路上的钢轨也都一并运回了苏联。
东北局这时才明白过来，终于认识到李运昌运送武器的远见卓识。
10月初，美军占领了秦皇岛，并迅速修好了秦皇岛到山海关的铁路。
苏军怕与美军打起来，就命令东北局在5天内把铁路沿线的大城市撤走，这些城市交给国民党军管了。
东北局想要独占东北的计划失败了。那位正准备上任的冀热辽军区司令还没来得及到任，就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总司令。
10月27日，两艘美军运输舰载着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试图登陆葫芦岛，却被冀东八路军31团顽强抵抗。美军军舰只好灰溜溜地退回秦皇岛。
第二天，5名美军在700多名国民党军的陪同下，想要强行“视察”山海关，却被冀东八路军团长张智魁严词拒绝了。
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美军有5人参与，其中1人牺牲，2人受伤，还有2人被俘。国民党军队见势不妙，仓皇撤退。
29号那天，101到了山海关，之后又坐火车去了沈阳。
30号那天，美军继续积极支援国民党军向秦皇岛增兵。到了11月5日，已经抵达秦皇岛的国民党军人数高达7万人。大战似乎随时可能爆发。
而此时前往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大都还在半路上。
东北局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竟然调用了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冀东部队，前往辽南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有人提出让萧克担任冀热辽军区司令，或许是由于高致远的关系，这个建议遭到了冀东部队将领的强烈反对。
因为这次事件，101对李运昌有了很大的误解。
当八路军和新四军纷纷进入东北时，武器分配的问题导致了更多的误会。
关于李运昌部队在20天里从苏家屯军火库运出了多少武器，大家的说法都不一样。
东北局向中央汇报：拥有步枪一万支，各种火炮三百门。
实际上，李运昌调拨的武器数量远远少于这个数字。
东北局把补充武器的任务全都交给了李运昌。
李运昌很为难，只能硬着头皮，先后为进入东北的第359旅、第二旅、警一旅、山东第2师、第七师补充了武器。
但是，补充的武器数量远远不够，各部队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这些部队的领导对冀东部队感到非常不满意。
11月中旬，一辆装满军火的火车因为铁路线中断，被迫停在锦承铁路的一个小站。现场只有5名苏联士兵在看管。
李运昌让人装扮成土匪，把火车给抢了。
东北局指示，这批军火要迅速送往山海关前线，以补给坚守山海关的部队。
结果列车还没开出，黄永胜就擅自从车上拿下了100挺机枪，补充到自己的部队中。
有人带头之后，其他人也不甘示弱，结果那辆车里的军火几乎都被抢光了。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李运昌把剩下的武器，共2400支步枪，给了从延安来的丁盛部队。文年生的队伍也得到了2800支步枪的补充。最后的1200支步枪，则给了黄永胜。
因为这三支部队已经和冀热辽部队合并了，李运昌头上又多了一个“本位主义”的帽子。
其实101对李运昌的处境是了解的，但是冀东部队在一次大规模剿匪行动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这让101对李运昌的不满达到了顶点。
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还驻留着大约10万日本关东军。
其中，5万多日军被姜鹏飞这个大汉收编了。
剩下的四万多日军主要集中在辽宁南部的安东一带。
东北地区的日本军人听从蒋介石的指示，不允许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于是他们就变成了土匪，选择继续抵抗。
辽南的日籍土匪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日酋吉冈正隆组建的“先遣军第15路军”。另一部分叫做“铁换血团”，他们的头目已经很难确定了。
第一次打击匪徒的战斗，在凤城东汤这个地方进行的。
剿匪的主要力量是曾克林带领的第21、23旅，不过整个剿匪行动的总指挥是肖华。
10月7日，肖华带着1000多人坐船来到东北。还没来得及吃热饭，日军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肖华开着一辆吉普车走在街上，突然一块大石头从天而降，直接把车顶砸了个窟窿，差一点就砸到肖华的脑袋，最后落在了车里。
负责看守的人员都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跑到街边的楼顶上去抓人，结果什么也没抓到。
幸好冀热辽部队在当地增加了不少人手，这样的事情自然瞒不过他们的眼睛。很快，肇事者就被找到了，原来是一群拒绝投降的日伪军。
肖华刚上任就决定采取行动，他打算带领手下的队伍，展示一下实力，让那些土匪不敢小看。
土匪们藏在东汤镇附近的山里，新来的剿匪部队几次出击，都没有找到他们。
曾克林心思细腻，他知道剿匪部队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土匪的眼皮子底下。于是，他让战士们假装去锦州参战，坐上火车离开了东汤。
结果火车拐到一个弯道，速度降了下来，战士们乘机跳下车，反过来袭击敌人。
有三百多个伪军正在大吃大喝，庆祝他们的“胜利”，毫无防备，结果被全部消灭了。
通过审讯被抓的人了解到，待在东汤的那些日伪军只是些小角色。而在安东西南部的山区，还藏有一群日伪军，据说里面有几个日军的重要头头。
一支剿匪部队连夜赶路，成功将这股由五百多名日伪军组成的队伍一举歼灭，其中包括七名日军军官。
曾克林和肖华在处理俘虏时意见不合。
在冀东地区的八路军生活非常艰苦，即使是团长级别的干部也只能骑毛驴出行。对于抓到的日本俘虏，他们通常会处决。
肖华向东北局报告后，居然把抓到的日军军官交给了苏联军队。
在这段时间里，曾克林已经完成了对俘虏的询问，没想到竟然发现，有三千多日军和伪军，正藏在安东城里。
兵贵神速，曾克林带兵直奔安东。
没想到，苏军里的间谍提前把消息告诉了安东城里的日本 puppet 军队。
半夜里，剿匪部队的先头部队1000多人攻入了安东城，3000多日军已经上了出城的卡车。
换成别的队伍，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不再主动进攻。
冀东的八路军虽然面对着众多敌人，但早已习惯了以少胜多。
1944年4月，在抚宁县马兰峪，300多名冀东八路军，直接攻击日军的一个精锐联队2000多人，竟然取得了完胜。
慌忙逃跑的日军士兵连同他们死去同伴的尸体都没时间处理，只能割下死者的小手指带走。
在安东，冀东部队展现出了他们的勇敢和决心，上千名战士不顾枪林弹雨，直接向三千多日军发起了冲锋。
日军立刻乱作一团，只有五百多人趁乱坐车跑了，剩下的三千多人要么受伤要么死亡，活着的也都成了俘虏。
在这批俘虏里，有伪满安东省的省长曹承宗和日本的次长渡边考治。
大获全胜后，剿匪队伍没来得及休息，连夜坐上了缴获的200多辆卡车，迎着风雪，向西北方向追击逃跑的敌人。
天气冷得让人直哆嗦，温度已经降到零下二十多度。路上到处是日军丢下的东西，这些成了剿匪部队追击时的“指示牌”。
剿匪部队连续追击了十几个小时，在宽甸市以西的香炉沟一带，卡车的油用完了。
就在那时，士兵们发现了日军逃跑时丢下的卡车，这些卡车挡在了路上，成了障碍。
战士们从卡车跳下来，开始徒步追击。
那些在舒适环境中生活的日军，根本无法适应恶劣的环境进行徒步行军。下午2点左右，剿匪部队将逃走的500多名日军紧紧包围，劝降未果后发起攻击，将日军全部歼灭。俘虏了日军大佐森龙二郎和日军“先遣军第15路军”少将司令吉冈正隆。
剿匪队伍害怕这些被抓的人会被交给苏联军队，所以当场处置了他们。
事后，苏军没有追究此事。然而，东北局对曾克林给予了严厉批评。
剿匪部队随后对安东城的居民进行了严格的筛查，共发现日本人占8285户，42875人。
这些日本人大多是在“八一五”之后逃到了安东，并住在了镇江的锦江山山顶上。他们占据着有利的地势，构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剿匪队伍让这些日本人下山去找地方住。镇江山上，现在由周保中建立的安东保安团驻守，密切注意着山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
完成安东剿匪任务后，剿匪部队继续努力，在深山老林中跋涉，顶着严寒和冰雪，强行军近千里，终于在12月7日抵达了临江县城以西的帽儿山。
临江城坐落在山脚下，旁边有两座山相对而立，其中一山形状像个月牙，这两座山就像是守护城池的天然屏障，因此人们称这里为珍珠门。
八月一日，剿匪部队全力攻打珍珠门，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
接着，剿匪部队一边继续调兵遣将攻打县城，一边派出两支小队绕道而行，直奔县城西南的大栗子街。
中午时分，珍珠门防线终于被攻破，击毙了约一百多名日军，俘虏了五百多名敌人。
另外，进攻大栗子街的部队也取得了全面胜利，抓获了伪满洲国的皇后婉容、贵人李玉琴以及4000多名日伪军。
几天后，剿匪部队在千山和岫岩地区围捕了6000多名日伪军，在抚顺又消灭了2000多名日伪军。
到了12月底，隐藏在安东的日本军队打算发起叛乱。剿匪部队发现了这一情况，迅速采取行动，成功地将这些准备叛乱的日军全部消灭，人数超过一万人。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缴获了30多挺机枪、2000多支长短枪、27辆汽车、40多万发子弹、十几艘机帆船，以及近40万公升的各类燃油。
在这次行动中，我们俘虏了3588名日军士兵，其中包括8名中将、16名少将、177名佐官和479名尉官。此外，我们还缴获了3727把象征军官身份的指挥刀。
这次剿匪战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在二战期间，不论是美国军队还是苏联军队，都没有成功俘虏过任何一位日军将领。然而，在冀东16军分区的一次行动中，八路军一次性俘虏了24名日军军官。如果加以适当宣传，八路军完全可以声称自己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因为这些俘虏的级别和数量足以证明这一点。
日本军队里的女战俘
现在冀东16军分区收留的日本战俘已经超过1.3万人，这让他们如何处置这批战俘感到非常头疼，肖华、曾克林等人也感到束手无策。
那时，无论是苏联军队、美国军队，还是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都对这批日军战俘垂涎三尺。他们纷纷向东北局伸出手，开出优厚的条件，希望能把战俘据为己有。
1945年11月6日，罗荣桓在辽宁的貔子窝上了岸，奇怪的是，罗荣桓本人和101部队对这件事都毫不知情。
最终是苏联军队先行动了，他们用13列火车装载的武器，来交换那些日军战俘。
这批武器装备包括不同型号的火炮1100多门，轻重机枪2000多挺，步枪10多万支，以及各种子弹2000多万发。
东北局对这次剿匪行动的胜利非常满意，并鼓励其他部队向第16军分区学习。
苏军赔偿的武器由东北局统一安排分配。
这批武器首先补充了12月中旬进入东北的山东三师、警备第三旅、山东五师和六师，共18,000人。
之后，东满临时指挥部的参谋处长吴瑞林，给下属几个县的地方武装增发了武器，每个县分到了两挺机枪和五十支步枪。
东北局命令曾克林，将剩余的绝大多数武器，在葫芦岛、营口、庄河等港口装船，运往山东龙口，全部补充给了山东八路军和新四军。
有关搬出武器的数量，流传着两种说法。
据说，各种枪支和火炮有两万多支，各种弹药有两千万发。
有说法是各种枪支有十万支，弹药有五百多万发。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由101担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当时，第二政委罗荣桓因出国治病，可能不知道或来不及通知101关于支援山东武器的事。
在今年二月，陈毅司令员收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随后他从山东给东北局写了一封感谢信。
这封信让野司大为震惊，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辽热（西满）军区政委黄克诚。
黄克诚是新四军三师的师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陈毅、粟裕之间发生过一些矛盾和误会。
黄克诚具有非常深远的战略视野。
东北局命令三师徒手进入东北，黄克诚认为：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没有武器的部队就像没有牙齿的老虎。
因此，新四军第三师的2万8千多人，是带着武器进入东北地区的。
根据资料，三师原本有3.5万人，但在从苏北出发时，有2500名新兵被其他部队截留了。部队途经临沂时，又有4000多人被留下在山东。
另外，新四军一师也收到了前往东北的指示，但最终也被陈军长留在了山东。
起初，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装备充足，但到了1946年2月中旬，山东军区的渤海独立旅，大约6000多人，加入了西满军区，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个旅队的前身是1945年11月临时组建的一支队伍，当时它隶属于渤海军区的第一军分区，也被称为沧南军区，由该军区下辖的9个县的独立营组成。
因为这些战士都来自华北平原，对山地战斗不太熟悉，所以他们在密云地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适应训练，大约一个月左右。
训练一结束，那些不多的武器就被交给了当地的武装队伍。这下，大家真的是两手空空地去闯关东了。
刘旅长在队伍出发前保证，到了东北后会给大伙配备新的武器。
独立旅在风雪中艰难前行，一路辗转到达西满后，战士们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冻伤，另外承诺的武器也踪影不见。因此，独立旅怨声载道，士气非常低落。
这时，陈毅写来的感谢信到了。黄克诚非常生气，他前往义县找李运昌，要求提供武器和衣物。
李运昌心里也有些为难，因为他之前储备在朝阳和北票的军用物资，都已经被补充给了新四军三师。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他现在手里已经没有多余的枪支和被服了。在义县的仓库里，只剩下4万发大口径炮弹，还有17门榴弹炮。
黄克诚当时说：“这些也挺好，都给我们吧”。
黄克诚回到驻地后，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101。
101派出了一支检查队伍，前往李运昌位于北票的仓库进行核查。
检查后才发现，仓库里只有1500多支废旧枪械，这些都是部队已经淘汰的，根本没有多余的武器可以使用。
因为多次误会，冀东部队在东北立下汗马功劳后，渐渐被边缘化了。
曾经是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李运昌，曾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副司令，也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如今逐渐被野司的名单所遗忘。
曾克林曾是十万大军的统帅，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的第一任司令员。他在解放战争初期，因为武器分配的问题，最终被批评犯有严重的“本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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